时间去哪了  
我出生在重庆万州。从小就喜欢画画，好像没有其他爱好。记忆中老在画，还经常为画画挨打。因为家里的地板刚被妈妈拖干净，又被我用粉笔画满了。也许，妈妈是为我好。
初中进入少年宫（美术班）学习素描，色彩，就像大多数考美术的学生那样。但最终没能考上美院附中，当时觉得天塌下来一样……小小的天。
高中毕业考入川美油画系。一进去就画了两年乡土味浓郁的学院派，川美老传统嘛。画画时不悲，不喜，麻木不仁。但有画商买画了，就很高兴：终于可以改善一下生活，食堂打饭可以多打份回锅肉了。回想起来，川美的食堂最棒。
后来有点烦了，也许到了该有抱负的年龄，于是很用功。可回头一看，又跑偏了，画了一堆味道正宗的“中西结合”。被我付之一炬，只有一张画，幸免于难。结果它不小心参加了那个年代的大展，全国青年美展。还意外地被展览赞助方收藏了，什么公司我忘了，给了一万。一万块啊，一毕业就当万元户，在小伙伴看来，这种肯定是给力的。但我马上很后悔，当时我脑子烧坏了吗，为什么把其余那些给烧了？于是我的大学生活在懊悔中嘎然而止，呵呵。
之后到了美丽的春城昆明，在云南大学设计学院教了一段时间书，其实更像度假。后来考上尚扬先生的研究生，到了北京。当时考研，一是因为特别崇拜尚扬老师，二是一个来北京的机会。做艺术，在北京热闹，在昆明就只是很舒服的混日子。但现在我想回昆明。
到北京读研期间狂啃了一段中西方美术史，因为那时的时间仿佛无边无际。所以顺带把师大旁边当时北京最大的外文书店的画册看了个光。属于那种光看不消费型（主要是消费不起），那个漂亮女店长肯定恨死我的边油了。这些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我突然意识到，要想做一个好的艺术家，不是靠意气用事，甚至技术和才气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不小心方向弄错了，技术和才气就会像无情的火箭发射器一样在错误的轨道上把你推得很远，远到永远也回不来），而是要在艺术史的坐标中去努力找到并标出属于自己的那朵小红花，不然就玩完了，至少玩着不刺激了，而刺激很重要。可能我应该庆幸一下自己的心态还很年轻吧。
 

天意  
从油画系毕业后开始画水墨，但直到多年后的今天我也没弄清楚当时的动机是什么。可能因为我是油画系的？而在油画系我不能不务正业？
因此我推断自己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肯定再过十年我就知道了。但有一个动机可以先排除掉，就是一般想象的那种动机，因为当时连当代艺术的市场都还没形成，别说什么新水墨了，连影子都没有。
         有评论家认为我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在思考传统的当代性转化，而水墨是传统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语言，所以可能我想从这里找到突破口。
其实不是，只是因为水墨刚好在我手边。而且它那种浑然天成，层次无限微妙的美丽对我有种严重的吸引，这种症状从我很小，差不多上幼儿园时就有了。我可以看着画报上一幅不知名的水墨画发呆一上午，就看那个黑墨团！但我竟然从小到大都没碰过水墨，后来也考的油画系。生活有时就是这样让我费解。
另外一点，水墨在生宣上的变化痕迹从根本上是无从去预设和控制的，就像天意。我每次画水墨时完全不知道它干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也严重吸引我，因为这很接近于“无常”。我在想，也许“不确定”才是击中我的根本原因。我总是偏好于一个事物变动不居的不可理解之处。不可阅读的信息在我们的偏好之间成为一种难以预见的特殊模式。同时本性的必然确认带来了物质的变化，没有任何与内容相关的意图或理由。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个隐喻，但我不是感性的。对不可知我们只有隐喻可用，它在老子的《道德经》，在哲学甚至科学中也比比皆是。不用隐喻，哲学无法存在。
但我从来没有想把绘画弄成一个哲学命题，甚至一个观念的残渣。我只听从自己的内心：当有朋友，亲人离开我们，死去，这种无常感会很强烈。
培根画中的人物像在炼狱中受苦受难，而我画中的培根却像在不停变幻，消散，马上就要趋于无形。但我并不想用这种不定形语言形式去破坏看似坚不可摧的“存在”，我只是提示，并尽量地轻手轻脚。我画中的培根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它没有试图从任何一方出发，而是一开始就在那里，用一种不可见状态的直白的述说，所以它有足够的宽容度来应对各种愚蠢的明确无误。

工作
我的工作方式稍微有点复杂，但一点不特别，就像各个时期的画家所做的那样，当然这只局限于另一个行业的眼光。不过，唐伯虎应该弄不了我这个，因为他没有电脑。
是这样，我先找到一张照片，然后拷贝照片上的形像到宣纸上，再用水墨临摹这张照片……然后一种自然的作用（我把它看做天意，我想我是认真的）,水和墨在生宣上不可控制地渗透，变化，会把原本严谨的形象差不多毁了或不定形化……于是我有了一张纯天然的水墨画，然后我用电脑叠加照片和水墨画，然后拷贝到画布上……然后我费尽全力的画，我从四个角往中间画，我从背面往正面画……最后修饰边缘完成。现在我也直接用水墨宣纸画，这样很好，我终于可以真正地不务正业了。
这种相对限制的工作方式让我有可能去摆脱自我、情感一类对我的限制，就像波普艺术那样。毕竟，太多自我和情感是无益的，同时太多人为的痕迹也让我皮肤不适。但波普艺术来自杜尚的反绘画，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但想想反绘画终究也会变小，有一天再变大，然后再变小。有时我脑子里会不由自主出现一个幻象，杜尚和沃霍尔头上包着头巾亲密的笑着并肩站在一起，像什么神秘组织的正副精神领袖在看着台下很嗨的兄弟们，但一言不发。（看来我真的应该少看点电视新闻了……我已经有十年没看电视了。）

复制
我认为，最好让所有的事情顺其自然地发生，而不是去创造它。尽管无常像水一样浸泡着我们，但我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们才是。你倒可以说我是一个混沌主义者，如果你高兴的话。
你知道，中国人从来没有上帝也就算了，而他们的死了（尼采说的，后来是科学家说），我想这让他们很受伤。所以他（安迪·沃霍尔）的复制观念背后彻底地虚无了，虽然从表面和技术层面说，复制是要颠覆抽象表现主义加剧化了的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神学。
当沃霍尔说：我的作品背后什么都没有。他是真的认为什么都没有，那不是在开玩笑！但我不敢苟同（虽然我是他的铁粉），因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人，这里指活着的人，不可能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不确定比确定更加确定一点。比如，我复制了72遍沃霍尔，但每一个沃霍尔都不一样，这有点像轮回。（说不定真有轮回这回事，谁知道呢，  DISCOVERY知道，前两天我看过那个节目。）
不过我还没来得及画完72张，但就是那个意思，沃霍尔象孙悟空一样神通广大，72变。“变”和“遍”还正好谐音，好玩，中国人就喜欢玩这个。同时，“遍”代表复制，而“变”代表不确定性，同音而意思刚好相反，一个矛盾的共生。
同样的，章子怡《十八变》是针对安迪·沃霍尔的梦露系列，她们都是国际大牌，而且都属于女大十八变型……所有女孩都是。可是我偷了沃霍尔的色彩还有构图，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是模仿，但我不会承认那是挪用，因为听起来不太好听。
我认为模仿的行为反而更凸显出这两种复制的实质性不同。这里有一个心理问题。刚开始，你可能很难不认为《十八变》和《梦露》很像，因为我就是模仿沃霍尔的。但当你仔细看，定睛看，你又会很难不认为他们不接近，因为它们确实刚好相反：复制出一个反复制。这时，事情开始变得有点诡异。
但我接下来并不准备模仿《毛》（《花》系列不错，很美）系列，至少在北京不行。因为我没有艾未未的胆量，我相信沃霍尔也没有，所以他才在纽约弄的《毛》，而我没有去纽约的机票。不过明年我老婆要去纽约讲学（中国美术史），说不定她会捎带我过去。

变形
但即使到了纽约我也不会画，因为画美女挺好的，何必画个老头呢。是的，培根是个老头，我承认我画了。但那个针对性不同。
我是想通过他，对西方艺术的变形系统发表点个人看法：从塞尚代表的后印象派开始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为止，西方古典时期以及古典到现代的过度时期（印象主义）绘画中的形象的客观形态被彻底破坏，并导致紧接着的更极端的抽象艺术的出现。从一个侧面看，这是相机惹的祸，但现实是造成了一个变形的历史。后来培根受到毕加索的影响，同时他把二战的残酷带入立体主义，最后弄成了一个残酷现实版的立体主义。但无论毕加索的形式变形还是培根的外科手术似的变形，都是一种人为，主观的变形。然而水墨的变形，性质却刚好相反：非人为，非主观，切换成中国式的表达，是天意。这种变形在我看来更真实，自然，神秘。
但我并没有刻意去做这些。我只是尽量真诚地去感受生活，然后真诚地表达生活。虽然有时候真诚真的很难，不是因为缺乏用心，而是不知道它在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甚至有时也不清楚它的真实用意。
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虽然你每天照镜子，但感觉镜中之人每天都不一样，有时照片也一点不像你自己。反正我总惊讶于那个被“复制”的自己。同时我清楚地知道前一秒的“我”和后一秒的“我”也是不一样的，虽然还是那个别人叫做“王家春”的人。我经常为这个抓狂，但我更经常地沉迷于这种无尽的变化流转和无常感中。宋词里面处处是这种东西，肝肠寸断的。不过有幸处于大脑空白期的时候（类似睡觉和植物人），我比较淡定，因为那时我真的一片空白。

对话
我始终认为东西方艺术有种完全不同的气质，当你停下所谓客观的思考的时候，这种差异会愈加彰显出来。你只是看（画）和读（诗歌）。
不确定和无定型，在我的理解，是与水墨以及中国艺术哲学或者美学（我比较认同李泽厚认为道家（庄子）思想相对于哲学、宗教，更接近于美学的观点）内核（道家哲学）相关联的特质，我用来和西方艺术对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话。反正从我认识的和打过一点交道的老外看，他们对水墨基本上一窍不通。而沃霍尔和培根是他们的超级明星，当然客观地讲他们代表了西方艺术史的某两个结点，他们的艺术应和了其时代和一种普遍的心理结构，当然他们也卖得很贵！他们是一个通道。
我的绘画来自于中国传统，也借力于西方的观念和方法论。但我真正想的是，同时进入两个系统内，打乱它们各自的构件按我自己的理解和方式重新组合，或者说我想做两种不同基因的合成，而不是移植手术。
与其说这是一种野心，不如说是一份工作。工作让我忙碌。忙碌让我不无聊。还有刺激。

宗教
可能有人奇怪，为什么我把那幅长条的风景取名为《宗教》。我认为那类似的，确实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宗教（有人说是儒教，但我认为那不过是让人听话的洗脑工具而已，当然大多数的思想，甚至宗教都有这个功能），现在和将来也是，只是属于更少的一撮人，但我不是预言家。在董源，巨然，马远，董其昌，倪瓒等等这些中国古代大师的山水画中，以及真的山水（自然）中他们尽力的去感受道啊，气的存在，体验天人合一那种永恒继而愉悦，满足的感觉，这很接近（只是接近，但这正是其魅力所在）宗教体验，不是吗？只是他们更感性，而我更理性一点。
显然感性一点更好，你更容易找到某种归属感，但那得足够幸运，就是：你理性地、坚定地、冷静地、确确实实地，毫不怀疑地认为你的感性是理性的！有时候我在想，艺术的唯一用处也许就是在某一个不确定的瞬间让你突然相信，然后又迅速地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