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丝玉

2013年之后，高瑀就没做过个展了。他抖落了一身的尘土，从北京回了重庆，在嘉陵江畔开了家酒吧——“醉先生”。这杯回乡的酒，一喝就是四年有余，喝着喝着，眼看着江对面的龙美术馆就立在那儿了。“要是在江对面做展览，得弄一只LED的熊猫在整栋楼上跑，晚上也是活的。”高瑀下了杯威士忌，吐了句酒话。记得他说这话的时候，江对面便跑出一只熊猫，我定是醉了。

高瑀在重庆的工作室不大，一台落地电风扇就过了夏天。去探望他的时候，两个助手正在完成木刻版画《改造二流子》上墨拓印的部分。木板体量大，刻画复杂，难免有印不匀的地方，助手们万般小心，生怕碰了“高老板”有些强迫症的神经线，又得重新来过。

工作室粗糙、凌乱，不像高瑀身上的精致。他画画时也穿西装马甲，皮鞋锃亮，掉点颜色上去，就是件暴跳如雷的大事儿。这身剪裁恰到好处，紧致地有点不留余地的行头里，到底装了个怎样的灵魂？看着他穿过吵吵嚷嚷的重庆街道，心想，这男人大概离混沌的现实太近，也太远了。

“不现实·二”是高瑀回到重庆的市井生活里独处四年的结果，也是置身于创作的孤岛，重新定位自我的必然。2012年前后，他就开始在中国传统绘画和民间艺术的视觉系统中，寻找建构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图像、文本和历史，在宏大的叙事里，把自己安放在置身事外的高度上，大义灭亲——这是当年个展“不现实”上，“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屠龙”建构的世界。

但和2012年“屠龙”的状态不同，高瑀说自己不再是个愤怒的小青年，而是个绝望的中年人。我把这“绝望”看作是他这些年努力的结果——一种沉浸在生活日常中，看到的现世深处的真实。触碰真实，就意味着不得不面对自己，承认不愿承认的现实。对高瑀来说，这“承认”便意味着重大关系的重建——离婚、回归个人创作、对中国意识形态背后复杂因素的深究…….所有的这些，就像少年放下“屠龙刀”，遁入佛门“参话头”式的絮语，都在作品里了。

高瑀说，今天的社会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和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同时得到了印证。我们被迫热爱我们未必热爱的东西，我们被迫行使我们未必相信的权利——“暴力控制”和“娱乐至死”的结局一样，人们在“被限制”和“被规划”的双重设计中定义幸福。高瑀从中看到的奇观，有文革时期流行的《鸡血疗法》，也有王式廓笔下的《改造二流子》；有中国航天事业重新书写的“嫦娥神话”，也有互联网时代色情产业带来的慰藉…...这些和时代命运相关的信息埋藏于老艺术家的漫画手稿，百姓家里悬挂的日历海报，微博置顶的时事新闻下“极左”或“极右”的争伐，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直播网红，读不完、删不尽也记不住的微信朋友圈……这是高瑀的日常，也是我们的日常。

相应的，靠近真实的路径不仅在生活，也在创作本身。叙事宏大，高瑀穷尽绘画的方式回应前人的经验。他说，世界从没有什么新鲜，所以选择有着集体记忆的图像和文本介入创作。作品上的文字和画面上的颜料一样重要，它们同时构成了叙事的空间和阅读的体验。高瑀一改过去工匠式精雕细琢的制作工艺，在书法和中国画的轻松中重拾了乐趣。当然，他还选择了其他的方式，比如木刻、木雕、丙烯喷绘、机器人装置等等，照他的话讲，“国、油、版、雕”齐活了。

方法上的多元，并不意味着语言本身的颠覆，虽然这些作品的表面看起来如此不同。构成艺术理解很重要的部分在于，定义经典。在高瑀看来，深入骨髓的阅读和观看，才能形成经典的概念。于他来说，从漫画、连环画、月份牌追溯上去的民间美术里，貌似可以找到这个答案。这些视觉经验不仅影响着哪怕是一根线条的独立的审美，更是今天世界之所以如此的重要佐证。  

因为不再像以前那般苛求工艺和细节，也不再执着于语言本身，高瑀过得自在多了。当他赋予月球上的“玉兔号”以生命，便耗费十几万做了一个自己的“玉兔号”机器人；当他需要用丙烯喷出上世纪80年代的画面效果，便请来熟知喷绘的高手一同完成创作；当他需要用素描的质感来呼应“奥威尔”和“赫胥黎”的现实境遇，就在画面上一黑到底；甚至是木雕，都是工人根据一张手稿草图独立完成的…..

在作品《憧憬》里，小男孩趴在草地上看向远方，他的脸有一米六宽。“画的时候一片空白，是虚无的”，高瑀告诉我说。所以当我们在谈论现实中“不现实”的虚无时，是不是亦是一场空？酒后的人容易绝望，而高瑀选择一直醉着话现实。